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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騰訊音樂被反壟斷調查?談音樂獨家授權模式的存廢之争
2019-09-11 08:53:00
據Bloomberg報道稱,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正在接受我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反壟斷調查,可能會終止該公司與環球音樂集團(Universal music Group)、索尼音樂娛樂(Sony music Entertainment)和華納音樂集團(Warner music Group Corp.)等全球最大唱片公司達成的獨家授權協議。[1]雖然目前對于此新聞的真實性還沒有定論,騰訊官方也沒有給出明确回應。但是對于數字音樂領域“獨家授權模式”易造成業内壟斷的質疑聲從未間斷。

 

早先在2017年,國家版權局甚至親自出面,就網絡音樂版權有關問題約談了騰訊音樂、阿裡音樂、網易雲音樂等國内主要音樂平台負責人,要求其全面授權廣泛傳播音樂作品,避免搶購獨家版權。[2]那麼,“獨家授權模式”真的會成為我國網絡音樂産業健康發展的“絆腳石”嗎?或者說,該模式注定會造成版權壟斷、哄擡訂價等有礙競争的後果嗎?本文我們将結合該模式的法律定性及其競争效一起來談談“獨家授權模式”的存廢之争。
 

獨家授權模式的法律性質

 

 

數字音樂版權的“獨家授權”并非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版權法詞彙,它既不同于版權法中的獨占許可,也不同于權利轉讓。從本質上來看,是一種網絡音樂“獨家版權代理”行為,其中包括獨家發行代理和轉授權。[3]也就是說,此時網絡音樂平台并不獨占音樂版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而是可以将該項權利進行轉授權,從而完成一個開放的獨家代理平台的構建。事實上,在我國國家版權局的倡導下,以及高額的版權代理費用的驅使下,我國數字音樂作品授權平台之間互相轉授權的比例高達99%以上。[4]

 

從法律意義而言,“獨家版權代理”本身屬于正常的商業經營模式,屬于私法自治的範圍内,隻要其具體協議内容不違反《民法總則》、《合同法》以及《著作權法》的強制性規定,就是合法有效的。就該商業模式本身而言,在網絡文學、影視版權等領域也早已有之,之所以對其抱有某種警惕性的擔憂,大多還是出于對“獨家”二字的誇大理解。“獨家”并非“隻此一家”,也并不一定會導緻囤積居奇的惡意壟斷現象,後文将就此具體分析。

 

 

獨家授權模式一定會導緻壟斷嗎?

 

 

(一)我國數字音樂産業鍊呈現多元化

數字音樂産業指的是包含了從事數字音樂生産、傳播、銷售服務的企業及其經營活動的集合,是傳統音樂産業和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産業融合的産物。[5]具體而言,我國的音樂産業鍊是從音樂詞曲創作者開始的,自行或者通過數字出版發行機構将其錄制、儲存為數字格式,我國主要的音樂版權人和發行機構為環球、華納和索尼這三大國際性音樂公司,以及英皇娛樂、滾石音樂、中國唱片總公司、正大國際音樂等華語區知名唱片公司。随後由網路服務提供商(既包括各大音樂平台以及網絡通信服務提供商),例如QQ音樂、酷狗音樂、酷我音樂、網易雲音樂、阿裡蝦米等等音樂平台,形成了“騰訊一家領先,多家追趕”的1+3寡頭競争格局。[6]音樂平台在獲得許可之後會主動或者依據協議進行轉許可,從而實現用戶可以在多個平台獲取音樂資源。

 

圖一 我國數字音樂版權産業鍊

 

然而在我國幾大互聯網服務企業的摸索下,音樂平台之間的競争逐漸成呈現出差異化。比如QQ用戶擁有豐富的歌曲資源庫;酷狗音樂以直播唱歌和K歌見長;而網易雲音樂則因為其走心的互動評論功能而吸引了大量用戶。這使得具有不同偏好的用戶被分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競争态勢。與此同時,音樂領域“泛娛樂化”的趨勢也愈加明顯,如網易雲音樂就在構建“音樂社交”生态上經驗豐富,其移動端軟件不僅僅能夠收聽音樂并評論,還同時具有“商城”、“音樂廣場”、“動态”等服務。QQ音樂也提供“有聲書”、“廣播劇”等衍生欄目。

 

可以說,在互聯網生态下的競争,精髓就在于“我與你無關,卻颠覆了你。”[7]所以預計在未來,數字音樂版權産業的競争将不限于同一層級的音樂平台之間的競争,而将是發行、傳播,甚至是社交平台和娛樂平台之間的直接競争。這也就意味着,在認定現有商業模式是否會導緻競争障礙時,對于相關市場的界定不宜過窄。 

 

(二)獨家授權模式的積極競争效應

“獨家授權”的确具有“排他性”,但是這種“排他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形成壟斷,排除和限制競争。“獨家授權”平台确實可能占據市場高地,掌控價格支配力,造成排除限制競争的消極影響。但互聯網數字音樂版權的新生态下,産業的參與主體及其利益鍊是非常複雜的,這也意味着對于競争效應的分析不能夠“斷章取義”。

 

“獨家授權模式”也會給各方主體帶來積極的競争效應。首先,對于音樂版權人而言,獨家授權能夠很大程度上節約交易成本。在非獨家授權模式下,版權人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與各大網絡服務商達成合作意向;而獨家授權模式則能夠實現“一勞永逸”,以最快的方式收回成本,并投入再次創作,進而達到激勵創作的效果。

 

其次,對于網絡音樂服務平台而言,獨家授權模式能夠提高平台進行營銷和維權的效率。數字音樂作品商業化的很大一部分收益來自于提供廣告位,而在獨家代理模式下能夠為廣告主提供更為集中和更精準的受衆平台。同時,在維權和規範市場層面上,獨家授權也能夠給平台足夠的激勵。

 

再次,對于音樂消費者而言,低交易成本和高維權效率會帶來更好的用戶體驗度。用戶能夠以較低的成本享受到品質較高的音樂,從而激勵音樂産業的發展,形成正向的閉環。

 

最後,從競争法的角度而言,即便形成了市場支配地位也并不一定構成反壟斷行為。隻有利用“壟斷地位”實施了排除、限制競争的行為,才是反壟斷法需要規制的“惡行”。對于“獨家授權”這一版權商業模式,我們不必談之色變。至于具體行為是否産生了排除限制的後果,還要有賴于司法和行政機關結合個案分析判斷。

 

 

域外經驗及待改善之處

 

 

即便上文以此論述了獨家授權模式的合法性、普遍性和合理性,但這無法掩蓋該模式下尚存的種種問題。首先,對于版權人創作激勵不足,尤其是獨立音樂人利潤率極其低下,大量利潤分配給了平台等中間服務商,而權利人僅能獲得其中的2%~3%,遠少于歐美等國家的70%左右。其次,中小型唱片公司處于弱勢地位,面對大型的音樂平台服務商議價能力和談判能力不足。最後,行業監管措施不足,尤其是缺乏事前預防措施。目前對于潛在的壟斷行為,仍然有賴于行政部門事後進行反壟斷調查或者行政約談。

 

歐美音樂市場在CD實體音樂向數字音樂轉型期也曾面臨着如何規管這一難題,但是經過大量的摸索和實踐,現已形成了較為多樣化的數字音樂授權模式。

 

1.多樣态的集體管理組織。雖然歐美音樂市場是以集體管理為主,但其集體管理組織并非一家壟斷,而是多家競争的局面。以美國為例,美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領域劃分非常細緻,由作者、出版商成立的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ASCAP),由廣播公司代表組成的廣播音樂協會(BMI),由作者、出版商和用戶共同組成的美國版權結算中心(CCC)。

 

2.多元化的版權許可途徑。美國的音樂服務平台并非既能從集體管理組織處獲得音樂使用的授權,也可以從權利人處直接獲得授權。許可方式既可以是專有許可形式,也可以是非專有許可模式。

 

3.轉授權中的非歧視原則。例如ASCAP早先曾被反壟斷調查,并與美國司法局達成了和解協議,協議中明确了集體管理組織對相似音樂服務商不得在許可費用、期限和其他條件實行歧視待遇的要求。[8]

 

4.完備的事前預防措施。美國《版權法》第114條明确規定,對交互式網絡服務提供商進行專有數字版權授權時,如果許可人擁有超過1000個錄音作品的版權,其授權期限不得超過12個月;如果其擁有少于1000個錄音作品的版權,其授權期限不得超過24個月。

 

從以上經驗來看,我國距離成熟的數字音樂版權管理模式還有一定差距。但考慮到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管缺位和激勵不足,貿然引入競争型的集體管理模式過于冒險。但可以在現有的“獨家授權模式”下引入“非歧視”的轉授權原則,同時在給予市場基本選擇自由的前提下進行适度的事前規管。

 

 

結語

 

 

獨家授權模式是我國數字音樂平台自發摸索出的版權授權模式,至少在目前階段,是順應我國音樂産業發展現狀的。如今該模式下的缺陷也逐漸顯露,或可對國外成熟經驗的進行借鑒。但全盤否定獨家授權模式也必定會矯枉過正,對于互聯網環境下任何領域和諧産業構築來說,限制是必要的,但自由更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1]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67653826&ver=1833&signature=PKHGLrd4G5Q4Pl8WwQxx-uW1nYGtXHuAFSaLvBBoly2fuFZxYtQCqmHoawrNOioHA*GysBcsK864ouoNf2xv9re0nL-fy132FgsZ0kmJldkhGLI7ULil7t6z6omgNZdu&new=1,最後訪問日期:2019-09-05。
[2] http://www.gapp.gov.cn/news/1672/371354.shtml
[3] 叢立先:《網絡音樂獨家版權與獨家版權代理的區别》,載于《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7年9月28日。
[4] 參見《2018 年第一季度中國數字音樂 APP 市場監測報告》,http://www.bigdata-research.cn/content/201804/668.html,最後訪問日期:2019-09-05。
[5] 黃德俊:《我國數字音樂産業的競争策略研究一以理論模式“鑽石模型”為視角》,載于《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40頁。
[6] 方燕:《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的經濟學分析及其啟示》,載于《法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45頁。
[7] 參見呂本富:《互聯網時代的經濟學革命〈從平台經濟到平台經濟學〉》,載于《财經問題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頁。
[8] See, United States v. ASCAP, No. 41-1395, Second Amended Final Judgment, 2001, Section IV(C). 轉引自錢曉強:《網絡時代下數字音樂市場獨家版權模式探析》,載于《電子知識産權》,2018年第8期,第28頁。


(本文為授權發布,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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